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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观察】

科普的好坏关键在于目标人群是否从中受益，这种益处的呈现通常需要时间沉淀。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常以某次活动的参与人数或某个内容的点击观看次数作为衡量指标，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效果评估需要特定工具，且要实现目的与目标的对齐。新修订的科普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学校、企业的主管部门以及科学技术等相关行政部门需支持开展科普活动，并且要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普的评价标准和制度机制。这要求我们将评价纳入科普的整个链条里，同时也需要我们对科普的评价标准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望能进一步提升科普的效果。

近日，在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杨文悦认为，公立医院科普绩效评价的精准性还有提升的空间。互联网是公立医院科普的核心渠道，然而，仅仅以“网络点击量和浏览量”来评价科普绩效，无法促使科普知识实际转化为健康成果。医务人员认为，只要开设一个“公众号”就算是在进行科普，但是对于罹患特定疾病的患者在诊间进行的精准科普，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效果不太好。

医学科普是大科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非医学健康科普有一定差异，所以需要专门研究。绝大多数公众获取医学健康相关科普内容，是抱着解决现实或个人问题的目标。医学健康科普与医疗之间存在衔接关系。医疗的作用是治病救人，主要解决病程的后半段问题。而医学健康科普通常需要关注病程的前半段问题，也就是说，通过科普让公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力使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医学健康科普如果做得好，是能够起到救命作用的。

当然，这种科普的效果好不好，要看公众或目标人群是否采取了医学健康科普人员的建议，以此达到上述目标。很大程度上要看公众或目标人群的行动。从研究角度而言，已有数据部分证实了医学健康科普的价值和效果。例如，针对慢病的研究显示，前期预防投入 1 元钱，就能节约治疗费 8.5 元，还能节约抢救费 100 元。国外相关资料表明，投入一块钱用于健康科普，能获得七八块钱的回报。这其实是一种成效。并且，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个别事例，像“医路向前巍子”常常在朋友圈分享网友和粉丝的留言，说明自己因其相关科普内容而挽救了身边人的生命等生动的案例。

全民健康是全民小康的基础。随着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的树立，相应理念要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相关机构日益重视科普的重要性，从制度上对科普工作予以重视。例如，要求医务工作者在晋升职称时要有相应的科普成果。医院层面建立了相应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医务人员参与医学健康科普。然而，如何评价医务人员的科普工作仍有待探索，需建立一套公认、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探索将其纳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这样一方面能让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科普工作得到认可，另一方面能整体提高医院的科普知名度。比如参考已对外发布的中国医院科普声誉调研报告里的相应指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从而建立起权威公认的量化评价标准，以此对各级医院的健康科普工作进行评价。

当然，做好医学健康科普工作需要有相应科普能力的医学健康科普人才。这就要求为从事医学健康科普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提供相应的平台和技能培训。一方面要提升存量，即支持在岗的医务工作者提升自己的科普技能，通过相应的会议、活动等交流互动平台，为他们提供开展经验分享和能力提升的机会与途径。另一方面要扩大增量，为医学院在读学生开设医学传播学课程，让他们认识到医学健康科普工作的重要性，还要让他们掌握医学健康科普的理念、方式、方法、伦理规范等。例如，对上海、广东等地部分医学类院校已开展的以及协和医学院即将开展的医学传播学课程进行深入调研，以形成一套面向全国医学类专业院校的标准化医学传播学教学体系，将医学健康科普纳入正规培养体系。

（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