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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矛盾是外交磋商的核心议题，代理战事属于一种专门军事对抗形式，其核心在于委托方支持他国冲突参与方充当代表，意图达成本方战略意图。统计信息显示，从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零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启动了二十三次代理战事，多数事件发生在中东和亚太等地缘政治博弈敏感地带。代理人冲突再次流行，其包含的丰富多样的活动方式，会对通过谈判化解争端的流程产生什么作用？现有的国际交涉学说，能否妥善处理这些全新的难题和考验？

与常规的武装对抗不同，介入冲突的势力种类繁多，同时发起冲突的一方及其自身构成也更为复杂，这使得代理人冲突牵涉到更多参与方，给运用跨国协商途径化解争端造成阻碍。

代理人冲突往往与大国的角力紧密相连。当大国介入时，代理人冲突实质上变成了委托方之间的大国对抗。冷战期间，美苏在全球广泛支持代理人进行激烈战争较量，部分冲突甚至招致美苏直接介入。由此可见，代理人冲突仅靠交战双方协商难以实现和平。大国参与让外部调解和斡旋更加棘手。

中小国家的代理角色倾向不容小觑。它们多因实力对比悬殊、地理位置受限等缘由，被动卷入冲突，或因资源匮乏仅能给予军事支持，所获战果往往不丰。但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要素，常促使这些国家向实力较它们更弱小的邦国发动代理战。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参与代理人冲突。非国家行为体卷入国际纷争并非偶然现象，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事中，海外私人武装力量都曾露面。

代理人冲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参与方数量激增且各自为政。参与方数量增加能够减轻战争开销并分散责任承担，然而这种效果并非必然出现。参与方数量增加会直接加大委托方的管理和联络难度，相关的国际协商过程牵涉更为复杂的代价权衡，这对国际协商理论化解争端的机制构成了多重考验。

认识到代理人冲突参与方复杂多样给国际交涉学说造成的难题，还须进一步辨明代理人冲突包含的契约风险、决心表态真实度等固有难题，并思考代理人冲突特有的委托人—代理人联结处于不断调整的特质。在国际交涉手段的范畴内，委托方和代理人都有可能运用各自在这方面相对突出的长处，意图让交涉过程朝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战争形态本身存在决心信号可信度方面的疑虑。委托人挑选代理人策略，其实反映出威慑力不够的窘境，这与增强决心信号可信度的机制背道而驰，是代理人面临危机谈判时必须正视的内在矛盾。委托人启动代理人冲突的起始代价不高，部分理论指出，领导人若想迫使对手妥协，应当采用更高代价的决心信号方式来表达意图。委托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传递的信息是自身立场或资源存在局限，必须借助代理人在当地军事力量和信息方面的优势进行地缘对抗。因此，委托人在谈判时向对手释放威慑信息和使用威胁言辞，未必能让对手妥协。当前委托人坚持代理人作战方式，会助长对手继续对抗的决心，而委托人若增加支持强度，自身则有直接陷入战事的风险。

代理人冲突存在着棘手的信用难题，此类冲突牵涉到众多不同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的诉求未必能够统一。一个国家如果卷入由他人执行的武装冲突，就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利益权衡，特别是对于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在处理一场区域冲突时，必须兼顾当地得失与全球影响，它的盟友将采取何种行动，它的对手会怎样利用其地区目标同全球目标之间的固有分歧，所有这些都会增加协商过程中的变数。

第三，委托与代理的相互影响关系到协商步骤。一般看法是委托方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乃至主导代理方的行动，不过，一旦委托方所承诺的财力或装备交付之后，代理方便拥有了相当程度的自主行动空间。代理人依托环境熟悉度与信息掌握，对战场情形了如指掌，并且赢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进而具备动员民众及获取人力情报的便利条件，这些优势显著提升了他们在委托人授权与自身行动之间的影响力。当代理人自身诉求得到满足时，有可能无视委托人的意愿，主动减轻危机处理的力度。当前委托方意图借助危机管控，若对中介违背其意愿的作为施以惩处，或许会遭遇缺少制约中介措施的状况。此外，中介之间或许会因同类竞争异常白热化，在观念信仰或宗教层面难以妥协，又或因维护自身政权存续的迫切需求，不断驱动冲突走向更激烈的程度。代理人持续升级的冲突行为，可能会让委托人陷入其中，由此引发的矛盾激化，或许会促使委托人直接介入军事行动，进而引发委托人之间的正面军事对抗。

总体而言，主要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地缘政治对抗，次要国家倾向于实施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预计地区性冲突将主要以低强度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冲突形式出现，代理人冲突固有的难题使得通过外交途径管控此类冲突更加棘手，部分代理人冲突的持续时间将变得更为长久，这种情况会变得更为常见。从国际交涉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代理人冲突及其化解途径，有助于防止代理人冲突扩大，保持地区与全球稳定。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