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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摩擦、COVID-19疫情、能源原材料价格波动等经济环境变化影响，制造业“招工难”问题更加突出，呈现出就业总量下降、各类岗位招工难、就业吸引力下降等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制造业。为有效解决制造业“招工难”，夯实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基础，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灵活用工比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确保制造业人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同时，要加强政策协调，多渠道拓展企业融资来源，为制造业企业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一、制造企业“招工难”问题凸显

近期对9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约44%的企业表示，招工难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创近年来新高。

（一）制造业就业下降趋势最为显着

2020年末，我国城乡就业人员总数达到7.5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6亿人，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约3800万人。 2013年至2019年，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员连续六年呈现下降趋势，就业总量减少1426万人，下降27.1%，降幅为各行业中最快。与此同时，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行业就业人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2013年至2019年，城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就业人数连续六年呈上升趋势，就业总量增加128万人。增幅达到39.1%。此外，新兴产业社交电商领域从业人员大幅增长，从1024万人增至4801万人，年均增速超过90%，就业“跷跷板”效应加剧。

（二）“招工难”问题在制造业最为突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工需求的38.7%集中在制造业。这一比例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比排名第二的批发零售业高出29个百分点。也比去年同期高出1.4个百分点。此外，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1年四季度发布的《全国招工人数超过求职人数最多的100个失业职业排行榜》显示，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有43个供需缺口； 24个新增“最紧缺劳动力”榜单的职业中，一半以上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三）一线普工与高技能人才差距最大

在2021年第四季度“最缺工人”的100个职业排名中，包装工、车床工、电工、汽车生产线操作工、缝纫工等普通制造业工人的需求缺口较大。排名进入前20名。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高技能人才也存在较大的行业缺口，如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人员和调整人员、仪器仪表制造商和电子专用设备组装商以及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数字经济相关高技能人才。 。

2、制造企业招工难原因分析

企业“招工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它们不仅与经济发展客观趋势和行业周期性变化特征有关，而且与新时期企业需求特征和劳动力供给意愿变化密切相关。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对制造业产生就业吸纳效应，大量制造业就业向服务业就业转移。

近年来，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变革通过“机器换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造业的就业压力，但并不能弥补制造业所产生的就业吸纳。制造业中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据统计，2018年数字经济创造就业人数达1.91亿人，占就业总量的24.6%。其中，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兴行业从业人数分别超过700万、300万、2000万。这些职位具有进入门槛低、形式灵活、区域影响力较小、薪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特点，对制造业产生了较强的吸纳效应。以食品配送行业为例。据美团统计，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饿了么新增超过200万外卖骑手，近30%来自制造业工人。另一个例子是网约车行业。据滴滴统计，截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已创造超过2000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近400万司机来自传统制造业。在制造企业中，低技能岗位的特点是自动化难度大、数字化转型成本高，不易被机器取代。随着外卖、快递、网约车等行业吸纳低技能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增强，未来制造业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缺口将不断扩大。

（二）制造企业成本持续上升，压缩企业利润，抑制工资上涨空间。

截至2021年7月末，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LME铜期货价格同比分别上涨78.8%和51.8%，能源、钢铁、有色金属商品价格指数上涨同比分别增长53.7%、48.0%和30.4%。受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产业链下游不少制造企业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利润下降，扩张意愿下降，没有动力提高工资水平。 2019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70494元，低于批发零售业89047元的年平均水平。也远低于部分一线及新一线城市10万元以上外卖骑手的年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了制造企业招工的吸引力。

（3）制造企业使用的工具具有临时性、季节性，频繁的招聘和解雇削弱了劳动力的就业意愿。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疫情影响，企业生产年度波动持续加大，短期订单越来越多。因此，招聘和解雇变得越来越频繁，导致制造业工作岗位不稳定。以2020年为例。 3月初之前，沿海雇主有订单却缺工，想方设法抢人； 3月中下旬以后，订单大幅减少的雇主想方设法裁员。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甚至失业，就业前景不明朗。部分农民工已返回家乡；进入三季度后，国内市场回暖，订单激增，沿海雇主纷纷抱怨招工难。企业频繁的雇佣和解雇，变相增加了劳动力用工成本，削弱了劳动力的就业意愿。

（四）制造企业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力吸引力降低

中智咨询发布的《一线蓝领用工荒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45%的企业认为一线蓝领工人工作条件或环境恶劣是“用工难”的主要原因。招聘”。年轻人普遍认为，制造业企业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内容单调、工作时间长、管理严格，更倾向于选择工作自由度更大、环境更舒适、进入门槛更低的服务业。趋势”。

（五）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缺口扩大。

随着“数字赋能”制造业，传统岗位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普通员工的素质要求。工人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处理复杂工作的能力，还要掌握网络相关技能。目前，我国仍以低端技能的老年劳动者为主，职业教育在培训体系、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数字经济的相关要求。这就导致了企业技能需求与劳动力技能之间的差距。供给难以匹配，造成巨大的“技能差距”。

三、政策建议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防止过早“去工业化”。但当前我国制造业招工缺口持续扩大，技术工人和高新技术人才短缺日益严重。建议如下：

（一）提高制造业灵活就业比重，拓宽企业用工来源

一是搭建制造业灵活就业服务平台。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搭建线上线下信息服务平台、就业剩余和空缺调整平台等，实时监测重点制造业企业用工紧缺情况，广泛发布短期工、兼职工需求信息。计时工、兼职工和自由职业者，并采用共享用工和业务外包、产线外包、岗位外包等方式，支持有用工需求的制造企业精准高效地匹配人力资源。二是强化制造业灵活就业政策支持。通过增加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加快国有资产转让，优先提高制造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整体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将制造业领域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继续推动制造业非全日制从业人员逐项参加工伤保险，对非全日制缴纳工伤保险的平台或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制造业的员工。

（二）优化以就业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制造业人才供给质量

一是加强高校制造业人才培养。围绕工业“四基地”等重点领域，引导高校本科、专科招生计划向制造类专业倾斜，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扩大专业基础研究和博士生培养规模。面向制造业重大科研方向，重点培养关键制造工艺、材料、数字建模与仿真、工业控制与自动化、工业云服务、大数据应用等方面的先进设计、专业技术人才。二是构建适应制造业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扩大办学规模，完善培训体系，增设大数据分析、软件编程、工业软件、数据安全等技能培训，满足新时代就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鼓励重点制造企业与职业学校形成对口合作，精准培养为生产服务一线的产业工人。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和现代学徒制培训，大力推行培训与考核“双结合”、企业实训基地和院校实训基地“双基地”、企业导师“双导师”培养模式和高校导师，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三是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高制造业高端技术人才社会地位，切实解决高端技术人才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配偶安置、晋升通道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营造浓厚的制造业高端技术人才社会地位。全社会都尊崇工匠精神。

（三）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调，减轻物价上涨负面影响

一是用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通过适当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完善企业税费扣除链条，扩大先进制造业企业留成税退税范围，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减少生产企业数量。这将抵消部分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二是强化金融政策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银行扩大信用贷款、首次贷款、中长期贷款、续期免还本贷款规模，加大对受影响企业的定向金融支持力度。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丰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发放支持工具，加快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延续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降低和奖励补贴政策，完善贷款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四）多渠道拓展企业融资来源，为制造企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实体经济企业储备资源池，加快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二是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加快全国性融资担保机构建设，合理整合壮大地方融资担保机构，改善现有担保机构赔偿能力不足、赔偿及时性弱的共性问题，切实保障银保合作质量，促进银保合作合作。的积极性。三是推动企业融资工具创新。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发展覆盖全产业链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研究设立供应链金融引导基金和动产融资风险补偿基金，重点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和关键环节。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加快落实相关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政策，为企业设备升级提供融资支持。

（作者：盛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经济师；杨白兵，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副研究员；刘友池，国家统计局综合管理部高级经济师）信息中心；徐干，财政部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实习生。原文发表于《中国物价》2022年第2期，数据略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