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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究竟由什么来决定呢？是基因呢，还是个人成就，亦或是人际关系？飞速发展的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到底是让我们更加孤独呢，还是让我们更加幸福呢？

2014 年，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找出了一个基因突变，此基因突变与幸福快乐有密切联系。这个基因叫 5-HTTLPR，它能影响我们机体代谢 5-羟色胺（即血清素，是一种神经递质）的方式，进而帮助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和食欲。这项研究起初是要弄明白为何有些国家（特别是丹麦）能常年在“幸福指数”评选中位居前列，还要弄清楚这种现象是否与本国国民的基因组成有关。可以明确的是，在对工作状况、宗教信仰、年龄、性别以及收入这些因素进行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拥有“丹麦 DNA”的人，在幸福方面具有更显著的基因优势。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果拥有更多的“丹麦 DNA”，那么他就更有可能感到幸福。

这一诱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仅仅是展现“幸福基因”强大力量的个例。另一项相似的研究表明，基因已给我们预先编码了一个幸福的“设定值”。当没有新的胜利或者失望等外界刺激发挥作用时，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总会重新回到这个设定值。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证实，这一幸福“设定值”的高低在我们出生时已被基因决定了超过一半，即 50%之多。丹麦人之所以如此幸福，或许是因为基因所决定的设定值更高。

神经学家们研究了某些基因会使脑内产生更高水平的大麻素（花生四烯酸乙醇胺），这种化学物质能帮助我们镇静。他们发现，有些人因突变而缺乏代谢大麻素的酶，这意味着大麻素水平偏高。并且这些人在重压之下会较少感受到生活的艰辛。2015 年，康奈尔大学韦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的理查德·A·弗里德曼教授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表示哀叹。他说，我们的满足感、焦虑、抑郁，甚至滥用毒品的倾向，都因基因差异而被划分出了不同的等级。这种“被分类”的情况是完全随机且不公平的。弗里德曼接着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药物，这种药物能够升高体内的大麻素，而大麻素是一种快乐分子。通过这种药物，能够帮助那些在基因方面处于劣势的人。请大家拭目以待。

而有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展望未来了。美国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作家及未来学家詹姆斯·J·休斯想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揭开控制像 5-羟色胺、多巴胺和催产素这类关键神经递质的基因的全部奥秘。并且，通过将机器人技术与传统药理学相结合的纳米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些“幸福基因”（类似 5-HTTLPR 或其他同类基因）的精确调控。我们服下这些“情绪调节剂”后，这些药剂能够直接抵达大脑内的特定区域，它能与基因一同调节我们幸福“设定值”的高低，还能丰富我们对周遭事物的主观体验。休斯说，随着纳米技术日益精确，我们将来可以用更精确的方法来实现对普通人的情绪调节。他是伦理与新兴技术研究学会的执行主管。他在 2004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半机械人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应对未来的人造人》（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他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容易让人觉得在不久的未来，人类能通过服用“情绪调节剂”过上快乐生活。然而，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神经学家都认为，这一过程不会进展迅速。即便科学家已破解一些让人们快乐的生物学奥秘，为药物刺激情绪发展铺了路，他们仍无法保证子孙后代会过上幸福满意的生活。科学家明确表示，人类本性不只是单纯生物学。一代又一代关于幸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让我们能洞悉怎样过上幸福且长久的生活。

长久以来，“幸福”的定义较为模糊，这给研究它的人带来了诸多麻烦。为使“幸福”的定义实现标准化，同时规避不必要的语义问题，许多心理学家尝试采用一种名为“主观幸福感”的测试手段来对“幸福”进行量化。这种测试方法如同其名字所暗示的，需要依靠被试自身，让他们告知研究人员自己的幸福程度。心理学家埃德·迪纳来自弗吉尼亚大学，他的绰号是“幸福博士”，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就是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领军人物。迪纳现在是盖洛普咨询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的资深科学家。盖洛普咨询公司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测量方法，用于“幸福指数”调查，这种测量方法已被众多机构所采用，其中包括联合国。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认可上述方法并非特别贴合实际，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正。人们告知像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自己“幸福”时，其真实含义可能很宽泛。若让青少年对自己的幸福程度打分，他可能很容易将答案与周末计划、兜里的零用钱以及午休时同伴对待他的方式直接联系起来。如果你询问的是年长一些的人，比如已经有了自己孩子的人。那么，即使他们当时正忍受着背痛，周六没有保姆帮忙照看孩子，或者当天下午要做一个结肠镜检查，他们在回答时也会更倾向于全盘考虑。

在过去约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重新思索幸福到底是什么，并且开始把两种“幸福”进行区分。其中一种是“快乐型”幸福，意思是积极情绪处于高位；另一种是“实现型”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对这第二种幸福进行过描述，他说：“幸福是生活的意义与目的所在，是整个人类存在的全部目标和最终归宿。”这种幸福是通过“好好生活，好好支配在此星球上的时间”而获得的。医学技术或许能很快检测出我们生理上瞬间的恐惧感或幸福感，然而要在技术层面检测到这种第二种幸福则困难许多。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认为，他是畅销书《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的作者。他认为人类生来就有提升自己“快乐型”幸福的能力，而且可以说在这方面十分擅长，我们无需将快乐寄托于“情绪调节剂”。吉尔伯特的工作是研究在各种状况下的相关方法，即我们如何说服自己去接受外部环境，并且回归到一种“快乐均衡”状态。

他正坐在轮椅上爬着一个斜坡吉尔伯特对观众们说道，这里存在两种图景，他邀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家可以假设自己是其中的一位，接着告诉他自己更愿意成为哪一个。他告诉他们，关于彩票中奖者和截瘫患者幸福程度的数据是有记录的。截瘫患者丧失腿部功能一年后，彩票中奖者中奖一年后，对比双方，中奖的人比截瘫患者仅仅幸福了一点儿。

人们觉得上述两种情况的人幸福感差异巨大，出现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是因为一种被吉尔伯特称作“预测偏差”（impact bias）的东西。“预测偏差”意味着我们倾向于高估未来事项对快乐的影响。他指出，当我们赢得一场选举时，这种倾向会出现；当我们输掉一场选举时，这种倾向也会出现。当我们得到一个恋人时，这种倾向会出现；当我们失去一个恋人时，这种倾向也会出现。当我们赢得一个升职机会时，这种倾向会出现；当我们失掉一个升职机会时，这种倾向也会出现。当我们通过一场大学考试时，这种倾向会出现；当我们没通过一场大学考试时，这种倾向也会出现。事实上，所有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都比我们预期的小得多，强度低得多，持续时间短得多。

我们的幸福感最终会回到之前所说的“设定值”。不过，确实有影响幸福的因素吧？实际上，吉尔伯特向本刊记者表示：“很多能让我们产生幸福感的东西都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演化历程。”我敢打赌，即便到了 2045 年，人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获得成功，人们品尝到巧克力，人们感受到被爱，感受到安全，获得良好的物质满足，依然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是幸福的主要组成元素。他接着说，只有人类物种发生演化学的改变，幸福的要素才可能改变。幸福的问题，近几年前才被提出，是前沿问题；同时，它早在 300 年前甚至 2000 年前就已被提出，是个古老问题。我认为这样说通常不会出错：人类是地球上最具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会对社交关系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也成为了我们幸福的一种形式。然而，这一显而易见的答案却被很多人给忽视了。

吉尔伯特说：“所有人都清楚让人开心的事物有哪些。如果你把这些事物列举给别人，他们会回应：‘没错，你所说的跟我的祖母以及那些哲学家一直以来所说的是一样的。然而，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是没有秘诀，他们说的都是正确的。”

关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或许来自对一群现今大多已成为祖父母辈的人的研究。此研究的信息存放在波士顿市中心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个房间的档案柜内陈列着有关健康成年男性最全面的纵向发展研究报告，即“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它之前被人们称为“格兰特社会适应研究”。

1938 年起，研究人员对精心挑选的哈佛大学 1939 届、1940 届和 1941 届大二男生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和采访。这些男生被选中并非因其某方面有问题，而是他们看上去都前途光明。这群人当中包含了未来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以及将在水门事件中领导《华盛顿邮报》的本·布莱德利。这项研究最初的目的是对这些看上去注定会成功的人进行大概 15 到 20 年的跟踪研究。如今 75 年过去了，这项研究依然在进行当中。最初参与这项研究的 268 人里，还有 30 人依然在世。

1967 年，这些档案与格鲁克研究的档案被合并到了一起。格鲁克研究是一个相似的研究，其对象是 456 名贫穷且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小孩。这些小孩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波士顿内城成长。这批人去世时的平均年龄比哈佛研究中的那批人小 9 岁，而目前仍有大约 80 人健在。

2009 年，《大西洋月刊》的作家乔舒亚·沃尔夫·申克询问在格兰特研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前主管乔治·瓦利恩特，他觉得格兰特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瓦利恩特回应道，研究表明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

申克的文章刊登后，瓦利恩特立刻陷入全世界怀疑论者的猛烈抨击之中。为回应这些质疑，瓦利恩特创造了一个东西，他将其称作“十项全能指标”，此指标囊括了人们在晚年（60 到 80 岁）时应完成的可视为成功标志的 10 项成就。这项任务清单包含：在生命的前四分之一时间找到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自己的传记被收入《美国名人录》；心理压力处于较低水平；在事业和爱情中都能获得享受且取得成功；从 65 岁开始享受人生；身心保持健康；除妻儿外有其他社会支持；婚姻状况良好；与孩子有亲密关系。

这个清单里，所有的成就都相互关联。在一项成就中取得高分，就很可能在其他成就中也取得高分。然而，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只有四项与成功标准紧密挂钩，并且这四项都和人际关系有关。瓦利恩特再次表明，一个男人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能够决定他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成功。

然而，瓦利恩特在 2012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经验的胜利》（Triumphs of Experience），他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发现。同时，他反对使用“幸福”这个名词。他认为，对于幸福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幸福”从自己的人生字典中移除。他表示，重点在于，很多幸福实际上就如同今天我吃了一个很大的巨无霸汉堡，或者今天我排便十分顺畅，这些都是极为简单的享乐。这些事物与真正的“幸福感”关联度并不高。幸福的秘诀在于能够体会到积极正面的情绪。瓦利恩特着重强调“爱才是幸福的秘诀”，这句话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但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若我向他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定会遭到取笑。如今，我已找到了确切的数据，用以支持“人际关系才是幸福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并且，找到数据来支持像“爱”这般感性的事物，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是罗伯特·瓦尔丁格，他是精神病学家，目前是“格兰特研究”的领导者。他提出，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与物质上的成功相关，还与幸福的心理状态相关，甚至影响了生理健康。

在这些纷杂的信息和概念之中，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质量对自身的影响比我们认为的大很多。这种影响既关乎心理层面的幸福，也包含生理层面的身体健康。瓦尔丁格称，如果要预测我们 80 岁时的健康状况，那么 50 岁时我们婚姻幸福的程度所产生的影响肯定比 50 岁时体内胆固醇的含量大得多。亲密的人际关系能让我们保持幸福状态，良好的社会联系也能让我们保持健康状态，这是最关键的因素。过度惦念功成名就的人，幸福感比较低；人际关系淡漠的人，幸福感也比较低。从根本上说，人类天生就需要人际联结。

强大的人际关系不但能使我们更健康，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影响。那些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往往在很早的时候就会成为易患病人群，他们的大脑会更早地出现退化，记忆力也会变得更差。瓦尔丁格和他的团队利用脑部扫描技术发现，对自己生活满意度高的人脑部连接更多，他们观看视觉影像时的脑部活动状况比对生活不甚满意的人明显更优。

瓦尔丁格说：投入最多的人会是最幸福的人。这些投入或许是抚养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在花园里种植花草，或许是运营一个公司。如果真的在乎某些事，且这些事对自己有意义，在做这些事时又能与其他人有良好互动，那么这些事就会让自己感到幸福。

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发现 5-HTTLPR 基因能导致双胞胎之间有 33%的生活满意度差异，他也认同社会性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我觉得科技进步不会影响人类本性的基本特征。所以我认为，不管将来技术进步到何种地步，都不会从根本上让我们更幸福。”

克里斯塔基斯研究社交网络时提到，像 5-HTTLPR 这类基因对快乐的影响，不像主观幸福感那样直接（即便在部分情况下它有这种能力）。然而，这些基因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以及人际关系，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基因不仅对我们的身体内部起作用，例如改变我们的神经生理状况，它还能在我们的机体之外发挥作用。它能够决定我们结交朋友的数量，以及我们所选择的朋友是开朗的还是忧郁的，而这些最终都会对我们的幸福产生影响。克里斯塔基斯接着说道：假如你拥有这种倾向于去结交更为开朗的人的基因，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机会去运用它，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感到不幸福。

一代又一代的幸福研究都强调了个人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的争论。我们处于一个社交网络日益密布的年代。每年，参与到社交网络当中的人群比例在持续增长，人们花在社交网络当中的时间也在持续增长。瓦利恩特参与了哈佛大学的那项纵向研究，在谈到如今线上生活对我们的影响时，他毫不迟疑地表示：科技会让我们身心分离。我们的世界并非因科技而转动，生活不会因为有了越来越好的 iPhone 就变得更美好。他刚换了一个新手机，却很讨厌它，因为这些技术进步让我们越来越难以回归本心。我的女儿也有这样的感受：相比于直接打电话联系，给他人发短信会显得更加冷漠。这些技术的进步在 2050 年对于人类的幸福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参与麻省理工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项目的教授雪莉·特克尔对“大家在餐桌前只低头发短信，连眼神交流都困难”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进行了最好的总结。她在 2011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详细探究了科技使我们互联以及让我们更加孤独的情况。这本书的名字是《群体性孤独：为何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而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人与人的关系是丰富多样的。同时，这种关系也显得混乱，并且对我们有着极高的要求。在 2012 年的 TED 演讲中，特克尔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试图借助科技来理清这些关系，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是以牺牲彼此间深入的对话为代价，换来了彼此间微不足道的联系。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分割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似乎渐渐忘记了这一点，或者只是不再关心这一情况。

1998 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员罗伯特?E?克劳特完成了一项开创性研究。他给参与该研究的每个被试家庭提供了电脑和网络，接着追踪这些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一些有关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早期研究表明，网络时代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悲哀且孤独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研究的每一个被试家庭中，都有处于高中生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参与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他们的抑郁程度就增加得越多；同时，他们的社会支持和其他心理健康的指标下降得也越多。

从那时起，关于互联网使用会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报道不断出现。2012 年，犹他谷大学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他们对 425 名大学本科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使用 Facebook 越多的人，越容易觉得其他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且更开心。研究人员给这项研究起了名为“他们总是过得比我好”，该研究是关于使用 Facebook 对感知他人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影响。

这股风潮波及到了远在梵蒂冈的教皇。2011 年，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曾用这样一句话来警告世人，即“虚拟世界中的联系做不到，也绝不会替代人类间最直接的联系”。

近些年来，学术界达成了一个更微妙的共识：科技进步对于人类的人际关系而言，或许并非是坏事。克劳特对 1998 年进行的那项研究是否适用于现在已不太确定，他觉得关键在于当时的互联网用户只是少数。在他的研究里，参与者需要与距离很远且彼此不相识的人进行交往，克劳特将这种交流方式称作“弱联系”。他说：“我们察觉到在实验中的这些参与者必须要和比较陌生的人进行交流。”同时他又指出：“但这只是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状况。而如今你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互联网之中。”

克劳特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如今大多数人在网上仅与已构建“强联系”的人交流。在此情形下，研究结果清晰可见，线上沟通使得人们的抑郁情绪得以减轻，孤独感有所降低，还能让人们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这种效应产生的原因是线上交流实际上增强了线下的人际关系。线上互动与线下相同，若我们在和有“强联系”的人交流，就会感觉更满足。若交流对象只是陌生人，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有意义。但绝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在利用现在的技术与已经熟悉的人进行交流，这使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强大。克劳特接着说：如果是和我们熟悉的人进行交流，那么线上的沟通就会具备和线下一样的好处。

罗格斯大学传播与公共政策学的副教授基思·汉普顿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是与皮尤研究中心合作的，研究内容有关“互联网对人际关系、民主及社会支持的影响”。他指出，人们线上与线下的交流并非界限分明。他的研究还使他坚信，社交媒体与互联网正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他表示，他不认为人们是通过线上交流去替代传统交流。实际上，人们是将数字化的交流当作已有人际交流模式的重要补充。

他的研究表明，使用媒介数量越多且交流方式越多样化的人，趋向于拥有更强大的人际关系。那些除了打电话之外，还经常通过会面、邮件等四五种方式进行人际交流的人，往往比仅使用单一沟通手段的人能够建立起更强大的人际关系。

他觉得 Facebook 正从根本层面改变着我们人际交往的形式。这种“新”的人际交往形式，从工业革命开始之时起，从人们离开故乡奔赴城市去寻求新机遇之时起，从人们不再与儿时玩伴联系之时起，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幸亏有了社交媒体，使我们重新获得了那些持久且稳固的人际关系。”汉普顿表示，如今的我们或许能够在一生当中持续不断地与他人建立联系，而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从整体效果看，技术进步有利于帮助我们突破以前看似不可逾越的时空阻隔。我们得到的不再是圣诞贺卡，而是有了源源不断的信息。我们能够分享胜利的喜悦，也能够知晓在他人遭遇不幸时该如何提供及时的安慰。技术使得我们不再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汉普顿听闻过特克尔以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科技正在对我们传统的交流方式进行肢解并扼杀”的论断，于是他决定对这一论断的准确性进行检验。来判断人群中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群体性孤独”

实际上，汉普顿得到的答案截然相反，在同一个公共场合里，在过去 30 年的时间中，人群中相互交流的人数呈显著增加的态势。虽然手机到处都是，但是人们在公共环境中使用它们的比例相对很低，尤其在与他人相伴而行的时候。人们只有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经常使用手机。汉普顿在文章中提到，这表明手机作为一种沟通工具，虽然增加了人们在公共场合孤单徘徊的时间，但是确实减少了人们在公共场合的孤立程度。

世界未来学会的会长兼 CEO 艾米·扎尔曼不会对所有这些观点感到惊讶。她一直致力于预测几十年之后未来社会的面貌，通过组织会议、开展研究、与专家交流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她期望技术工具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人类的人际交往模式，但不认为这些东西会改变人类的本性。她觉得人际互动向来是一种需大量媒介的活动。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交媒体和手机就如同语言一样，是与人交流的一系列工具中的一种，只是我们更易留意到它们罢了。并且这一现象不会始终保持不变，扎尔曼讲：“科技正越来越贴近我们。”未来，它们会开始变得无处不在。我们则开始使它们同化，它们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甚至是体内的一部分。最终，它们会被同化得完全消失，以至于我们再也不会察觉到它们。

一些未来学家坚信，未来里，我们每一个个体或许都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思维”的组成部分，如同矩阵元素对于矩阵整体那般；或许我们会借助各自的机器人来达成远程控制式的交流；也有可能届时我们的大脑能够与计算机相连接。然而，不管出现何种情况，最终，幸福的本质依然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相同。在任何时候，纵情玩乐没有错，交友没有错，做爱没有错，兼济天下也没有错。良好的人际关系，现在是幸福的秘诀，一直以来也都是幸福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