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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后劲取决于消费，中国的消费潜力比任何国家都大；

我们在亚洲多国及印度、澳洲、欧美地区均设有资本投放，其中华资投入远超其他所有区域的总和。

中国应寻求全世界的友好关系，这对我们有利。

美国商务部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今年第三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年率提升高达33.1%。不过，美国新闻媒体评论认为，这一数据对市场参与者来说毫无参考价值。与此同时，中国在前三季度经济表现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实现了由负转正，到第三季度时同比增幅达到了4.9%。太盟投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在《红周刊(博客,微博)》记者的采访中谈道，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展现的振兴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正面的推动作用。

就投资前景而言，中国的环境更为有利，他谈到，当一种市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货币兑换保持稳定，金融体系健全，并且市场体量足够庞大时，获取投资回报的途径就会更加宽广。中国具备所有这些要素，因此机遇相对多一些。

中国经济复苏对全球影响积极

中美经济差距将缩小、中印拉大

《红周刊》问及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转为正数，其中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这个数据未达到外界先前预测的5.2%-5.5%的目标，对此您有何看法？

单伟建表示，这些成就展示了中国经济的强韧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他回忆，在二三月期间，曾预判中国经济将率先结束隔离、重拾增长势头，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基本准确；但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复苏进程，他估计会落后中国两个季度，这个观点似乎并不正确。

这种致病微生物堪称祸害，给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运行带来了重大阻碍。不过对于中国而言，虽然遭遇不幸，但也存在值得庆幸的方面。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对外贸易总额，同比分别提升了7.2%、9.5%以及9.9%，在国内购买力相对疲软的背景下，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复苏。出口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显著的增幅，主要源于海外国家因疫情导致的生产能力大幅下降，进而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急剧上升。

倘若将来疫苗成功研发，能够使海外疫情得到缓解，制造业得以重启，那么它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或许会下降。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还取决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复苏和扩张。个人消费（疲软）向来是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全球消费占全球GDP的比重约为六成二，美国达到六成八，而中国不足三成九，这样的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不够明显。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比任何国家都要大。

《红周刊》：有人提出看法，称中国因疫情率先恢复，正处在类似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阶段，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单伟建：中国体量庞大，在国际贸易中的分量，由疫情之前的百分之十三，已经增长到了百分之十七，因此中国的经济振兴，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势必会产生有益的作用。

然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影响力远非同日而语，与彼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却一枝独秀，稳居世界经济之巅。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经济的重建；而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大规模物资采购，又为日本经济的振兴和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当今美国依旧是全球头号经济体，按货币价值衡量，其经济体量超过中国约三分之一强。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国际形势不会出现显著变动。

《红周刊》问：很多国家正试图建立自己的供应链体系，那么中国的供应链哪些部分可能被别的国家接管，哪些部分又会继续作为世界上的重要支撑呢？

单伟建：中国的出口曾在国内GDP中占比36%，如今已降至17%，未来可能还会降低。我指的是占比的减少，而非绝对数值的降低。这是事物发展的正常现象。

国际政治因素或许会导致部分脱钩现象出现，但从经济效率考量，脱钩所需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并且难以实施。中国国内盘根错节的供应链网络，并非任何国家在短期内都能彻底复制，全球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样错综复杂，难以轻易割裂。因此我对此问题并不感到忧虑。

部分工业生产确实会迁往开销更小的地区，例如越南、印尼或印度，这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态，也是事物演进的必然趋势。回顾过去，工业制造曾从美国转移到日本，随后又从日本扩散至亚洲四小龙，接着是中国制造业的兴盛，这些变迁都依据低成本这一核心法则，而一旦中国的生产开销增长，产业外迁的现象便会出现。这个过程耗时不少，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逐步迈向高附加值及高科技范畴，或许并非坏事。

《红周刊》：印度会成为合格的全球供应商吗？

单伟建说，印度前路漫漫，取代理中国尚需时日。三十年前，中印两国的GDP总和以及人均GDP几乎持平，这主要是因为两国人口数量相仿。如今中国的GDP总和已是印度的五倍，人均GDP也是印度的五倍。按照当前态势，未来几年两者差距或许会进一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预计到2024年，中国经济体量将比2019年增加30%以上，印度将提升20%以上，美国将增长6%。这是五年内累积的增幅。因此，印度同中国的距离会越远，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会收窄。

《红周刊》：您目前的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有哪些？

单伟建表示，他们在中国、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度以及澳洲或新西兰均有广泛布局，偶尔也会在欧美进行投资，不过在中国进行的投资额远超其它地区，主要原因是国内拥有大量回报丰厚的项目，且市场增长迅速。

中国消费和科技中存在广泛投资机会

未来应寻求全世界的友好关系

《红周刊》：某些看法指出，当前形势下，资本必须投向中国才能取得更佳回报，您对此持何种态度？

好的投资机遇并非局限于某个国家，在中国进行投资既可能获利也可能亏损，必须明确投资方向。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市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汇率保持稳定，金融体系健全且市场体量庞大，投资赚钱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中国具备所有这些特征，因此机遇相对更多一些。

《红周刊》：在中国市场上，消费会是未来的投资主线之一吗？

单伟建：对的。依靠固定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長的方法已经接近极限，这是由于中国人口快速步入老年阶段，导致储蓄水平逐步降低。同时，对外贸易也不再是拉动发展的关键动力。未来的发展动力必须源自民众的消费支出。中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可观，2009年国内零售体量达到1.8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4万亿美元，十多年后，中国零售体量增长至6万亿美元，已经超越美国市场。先前说过，我国个人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仅39%，美国则高达68%，由此可见，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相当广阔。

《红周刊》问及，当前市场除消费外，对科技股兴趣高涨，请问理想的投放点主要在哪些行业？

单伟建：好的机遇非常之多。医药产业、网络销售、各类消费领域现在都有接连不断的机遇出现。然而要知道，每一个成功案例背后，可能隐藏着成百上千的失败经历。所以说风险和机遇总是相伴相生。要想做出精准的判断，就必须具备丰富的经验，并且对相关行业的技术有深入的了解。

《红周刊》：能否举个例子？

单伟建认为这并不复杂。以星巴克为例，这家公司经营得相当出色，不过全球范围内各种品牌的咖啡店遍布各地，真正取得成功的寥寥可数。他在沃顿大学担任教师期间，有一位同事专门研究饮食行业，通过调查发现餐馆通常存活时间不长。诸如麦当劳和肯德基这类大规模连锁企业，实际上非常少见。科技领域的创新公司情况也类似，众多尝试创新的企业多数以失败告终。

《红周刊》：投资人对行业内的专业技艺，需要掌握到工程师那样细致吗？

单伟建：大型私人股权投资机构，其团队必须配备专业人才，普通技术人员的资质或许难以胜任，需要真正的行家参与其中。并非每个成员都需精通所有领域，团队也不必囊括各行业的顶尖专家，但具备对行业的基础了解至关重要，在具体项目中可以随时向专业人士请教建议。

《红周刊》问：以华为在世界上的拓展为参照，华夏能否捕捉到增量市场机遇？您对华夏的科技演进阶段有何见解？未来二十载，华夏与美利坚将怎样展开较量？

单伟建：针对华为等受美国制裁的企业，美方政策的初衷并非所谓的国家利益，这仅是托词，其真实意图并非表面所示。真正的目标在于抑制中国的扩张和超越，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

对这情况认识不清的人，就是幼稚，就是单相思。美国在此方面的意图毫不隐晦，偶尔编造些拙劣理由，但大体上从不遮掩。这短期内，确实会令中国公司承受巨大负担，阻碍它们的扩张与能力提升，但若以十年到二十年为尺度，这些措施反而会促进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进步。我国当前已具备显著的科技实力，同时也形成了相当的体量和完善度，若给予足够时间，我们的科技企业几乎能够研发出所有产品。

应当主动邀请外国企业参与，选择愿意合作的公司，广泛吸纳各方所长，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创新活动，最终的成功是必然的。中国的发展主要受限于自身的决策失误，外部力量无法构成根本性阻碍。要积极维护与世界各国的良好互动，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合作，这对国家发展非常有益。

没机会时干好工作

机会出现时义无反顾

《红周刊》：企业如何借助创新实现价值提升？某些公司怎样迅速积累数百亿美元，乃至数千亿美元的市场估值？

单伟建认为，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科技不断革新的过程。蒸汽机问世后，再到半导体出现，每一次产业变革都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生产效率的提升会带来价值的创造。中国的市场体量十分可观，国民数量是美国四倍，因此只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被证实行之有效，便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腾讯音乐、顺丰等企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行业领头羊。

《红周刊》：投资时，常有人为错失优秀公司而懊恼。为何会漏掉杰出企业？对此有何心得？

单伟建说，要是你认可《圣经》的内容，就会明白上帝时常出现失误，并且因此感到愤怒，书中《旧约》部分就有不少这类情节。人的理解力和机构的见识都是有限的，而新出现的事物是数不清的，怎么可能把握所有时机？一个出色的投资者需要勤于学习，吸取失败的教训，力求减少差错。机遇常与危机相伴相生，勇于涉险或许能收获丰厚红利，也可能蒙受沉重打击，能否妥善处置全看投资者见识与阅历，此外，际遇也扮演着关键角色。有些人尝到几次投资甜头便自诩为投资高手，风险承受力急剧攀升，这样很快就会遭遇惨败或一败涂地。此类情形屡见不鲜。因此我们进行投资总是格外小心，时刻保持警惕，结果难免会错失一些良机。

《红周刊》：我们应该给予企业估值更高的容忍度吗？

单伟建表示，评估一个公司需要考察其内在品质和未来获利能力。对于长期看好的人而言，重点是企业的根本价值。暂时性的亏损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分析能赚取多少利润，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和扩大经营的范围，还要看是否存在其他竞争者难以复制的优势，比如技术领先、市场地位等。

我最为看重的是利润的实现，并非要求立刻看到收益，而是能够推算出利润的发展趋势。部分扩张型企业终究无法实现盈利，由于它们的估值过高，我们选择不与其合作。当然，评估利润，特别是预测未来的利润，需要深厚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我们曾经判断失误，因此错失了良机。然而，我们经营的是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的投资机构，宁可错失绝佳机遇，也不愿面临倾囊而出的风险。确保不亏损是我们的首要原则。

《红周刊》：当作外部出资人，我怎样看准公司负责人的带队能力？

单伟建表示，企业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确保业绩提升和利润实现，若无法达成既定财务指标，投资方不会更换管理层，最终企业将被市场所淘汰。

《红周刊》：您一般如何做出卖出决定？

单伟建：见好就收。

《红周刊》：最后请给国内年轻投资者提几点建议吧。

单伟建认为青春是本钱，学问是途径，光阴飞逝不停，错过一天就减损一份生命。若没有理想机遇，就专心做好本职工作，一旦机会来临就全力以赴，即便失败也能重新就业。人生应当勇于探索，但不是鲁莽尝试，而是要积累经验与见识，让判断和抉择有稳固根基，如此才能减少失误。这是我一个犯过不少错误而且仍然不免犯错误的人的一点经验。

单伟建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并购投资专家,他曾是新桥投资的管理合伙人,主导了深发展银行和韩国第一银行的控股权收购；他还担任过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并且曾在沃顿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他著有《走出戈壁: 我的中美故事》和《金钱游戏》两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