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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影响力广泛且深刻，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力或阻力。科技对工作效率影响显著。不同管理制度对不同国家及人们的工作效率有深刻影响。素质良好、具备相关胜任能力且有良好合作特性的团队，工作效率会事半功倍。思维理念不同与工作效率高低有密切关系。

工作效率与科技、管理以及人的素质和理念思维相关。【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是广泛且深刻的，它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或者产生阻碍作用。

“工作效率”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工作效率”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也就是工作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广义的“工作效率”不但包含效率，还包含效能。效率是有用功率与驱动功率的比值，即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效能”则是指事物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可引申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

长久以来，对于工作效率的国际比较，结论一直各不相同且各有见解。通常来讲，发达国家的工作效率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效率则相对较低。随着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发达国家迈进，它们的工作效率也在逐渐提升。中国以前，无论是组织的工作效率，还是个体的工作效率，都被认为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作效率逐步提高，甚至急剧提高了。

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度、地区、组织，以及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对工作效率的理解、实践和评估都有较大差别。此处暂不讨论这种具体的评估和比较。我们主要关注文化传统对工作效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文化传统指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各种文化性资源及其影响力，这些资源当前依然在无形或有形地对人们起着影响作用。这些文化性资源包含物质遗传和非物质遗传，其核心是制度惯性、人的素质以及“共同的心理程序”。文化传统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的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力广泛且重要，它既能渗透到人们的骨髓里，成为遗传基因，又能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力或阻力。

影响工作效率的第一大文化传统因素：科技

科技因素属于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对工作效率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带动了各种机器的生产以及火车引擎的运行，使其成为近代引领世界的强国；电的发明对美国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在现代科技方面的贡献，并且让美国的发展如同插上了翅膀一般；自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企业与社会的科技革命促使中国迅速崛起，中国人的步伐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加快速。现在，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相关组织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个体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可以相信，这一定会给人类工作效率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

各国对于科技因素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其进行发明、创新和利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即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比如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中国人向来更注重礼教诗乐，而科技方面相对滞后，这使得社会进步较为缓慢，工作效率也较低。然而，自改革开放之后，科技开始受到重视，我国的工作效率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被号称“新四大发明”，它们是现代科技创新以及促进工作效率提升的例证，这些对于中国人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颠覆。

但是，在工作效率方面有深远影响的科技因素，无论是在创新创造领域，还是在保护利用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差距。未来世界竞争的新兴技术领域包含：移动互联网这一领域；人工智能这一领域；物联网这一领域；云计算这一领域；机器人这一领域；次世代基因组技术这一领域；自动化交通这一领域等。目前，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纷纷加大投入，并且全力以赴地展开竞争。中国也对这些方面高度重视。这既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涉及战略层面的问题。

影响工作效率的第二大文化传统因素：管理

管理因素涵盖管理模式、制度、技术、流程，还有组织结构、决策行为、领导风格、沟通方式、组织文化等。若深入探究其对工作效率的影响，首先要提到的是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是否对其充分运用。凡是引入了竞争机制并且充分运用的，工作效率就会快速提升；反之，工作效率就不会提升。中国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具体的管理方式会对工作效率产生极大影响。例如，我国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传统的管理方式，包括大包大揽式管理，以及按照行政机构模式进行的管理，像行政命令、直接指挥、身份管理、人海战术等，还有以文件对文件、会议对会议的文山会海式管理等，这些管理方式都会给工作效率带来负面影响。要提升工作效率，需科学合理地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在目标管理方面，能显著提升工作效率；人岗匹配优化，对工作效率提升作用明显；工作内容多样化和丰富化，可提升工作效率；绩效考核与薪酬激励，对工作效率提升效果显著。我们还能构筑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各大国的管理存在差异，本国传统对其影响很大。美国有竞争对手关系的传统，欧洲大陆有重商主义的传统，日本有家族传统，英国有俱乐部传统。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的管理，而不同的管理又对不同国家及人们的工作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以产品大生产和制造业为主要竞争力的时代或地区，日本式管理具备较大优势。日本曾做到降低成本且提高质量，以此实现有效经营并称雄全世界。它凭借精细的内部管理，尤其是温情主义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以及周到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然而在 1990 年代来临之后，伴随全球化竞争的愈发激烈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正式到来，日本的主妇型管理逐渐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进程，最终致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在那个需要进行开拓与竞争的年代，仅仅依靠内部管理以及技术和产品的改善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我们更应该具备战略眼光以及创新勇气，也就是大丈夫精神。

美国式管理具备这种大丈夫的精神。这种管理方式具备战略眼光，并且有理性的操作计划，能够容纳不同的文化与人才，更利于适应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挑战。美国跨国公司构建了世界性的产品与技术标准，其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都比较高，这和它的“大丈夫型管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年来美国政治呈现出偏向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态势，这标志着脱离“大丈夫型管理”的开端。往后看，不确定性以及不利影响将会逐渐增大。

中国崇尚权威，且有着几千年的“中庸”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在管理层面体现为“家长制管理”。家长制管理的优点包括灵活、实用且决策快速，但其也存在不确定性和非规范化等缺点。优秀的“家长”能让濒临倒闭的企业兴旺，而不良的“家长”则会致使好企业倒闭破产。人存则企兴，人亡则企灭，此乃中国企业之规律。故而中国的家长制管理或许能适应一时，亦或许能适应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然而或许并不适宜全球化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

中、日、美这三个国家的管理模式，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然而，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很难确切地判断出谁优谁劣，关键要看它们所适应的对象以及所处的时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区或行业，出现对中、日、美管理模式评价的极大差异。所以，要实现管理模式对工作效率的促进与提升，并非必须照搬某一特定管理模式，而应依据实际情况加以综合运用，尤其要进行管理创新。

影响工作效率的第三大文化传统因素：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包含敬业这一品格精神，包含忠诚这一品格精神，包含认真这一品格精神，包含进取这一品格精神，包含努力这一品格精神，包含刻苦这一品格精神，包含奉献这一品格精神；人的素质也包含知识这一胜任能力，包含技能这一胜任能力，包含经验这一胜任能力；人的素质还包含团队合作这一相关特性，包含沟通这一相关特性，包含学习这一相关特性，包含习惯这一相关特性。人力资源管理及其胜任特征领域的研究显示，人的素质对工作效率有着巨大的影响。一个具备相关胜任能力且具有良好合作特性的团队，其工作效率通常会事半功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这无疑是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齐心协力、努力奋斗的成果。但同时，这无疑也伴随着一定的浪费和挫折。对于新一代员工，我们要重视培养他们认真、进取、合作、沟通等素质。相关企业、机构、组织也需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坚决避免出现执法不公、朝令夕改、懒政怠政以及腐败违法等问题。这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个体工作效率的提升以及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都具有重大意义。

人的素质一部分是天生的，然而大部分是后天培养的。德鲁克曾表明：“在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大国，像英国、美国、德国，都是凭借在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得以崛起的。战后的经济强国，首先是日本，接着是韩国、新加坡，它们都将自身的兴起归因于泰勒的培训。这种培训使得它们能够迅速让原本基本上还是处于工业化之前、工资较低的劳动力具备世界级的生产力。”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泰勒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措施，大多与挑选工人以及怎样培训相关，同时也与提升管理者的素质有关。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是得益于培训的，也是得益于提高个体和整体的人力资源素质的，这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所证实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得益于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与培训。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源培训，能够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深深感受到使命的神圣以及责任的重大。

影响工作效率的第四大文化传统因素：理念思维

理念思维包含价值理念、心智模式、思维方式、传统习惯、制度文化、民族精神等。例如，对于一个星期是从礼拜天开始还是从礼拜一开始，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管理取向。如果秉持“一个星期从礼拜一开始，经礼拜天休息后到礼拜一”的循环观念，就意味着人一生或相关周期是“工作—生活—工作”的循环模式，生活或休息是为更好地工作；若认为一个星期从礼拜天开始，就是“生活—工作—生活”的循环模式，人一切行为起点是生活，终点或目标也是生活，工作只是更好生活的必要手段而已。这应该是数千年来东西方社会发展与人类行为出现重大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对各国人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我们看到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员工在节假日仍在努力加班干活，并且挂出“二十四小时营业”“年中无休”的牌子，还喊出“五加二、白加黑”的口号，我们不会觉得奇怪。而当我们看到或听到欧美西方国家的人们也有这样的行为时，就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这主要是由于价值观念存在差异，以及思维理念有所不同。

那么，时间投入和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答案并非简单。不过总体来讲，工作效率的提升应该与时间投入的减少相匹配。尤其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趋势将不可阻挡。以近年网络热门的阿尔法 GO 战胜人类围棋高手这件事为例，阿尔法 GO 的工作效率，像学习效率、分析效率、判断效率、计划效率、执行效率等方面，无疑比人类强千万倍。这体现了科技的力量，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的力量。正因如此，改变传统的时间观念和工作效率观念，会成为一个重大且紧迫的课题。

规范化观念是促进工作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它对应于因人而异的工作传统习惯，能降低不确定性，使办事流程可复制。法制化观念也是促进工作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它对应于依靠“关系主义”的人治工作环境，能降低不确定性，使工作职责可移转。规范化和法制化观念与集聚效应相衔接，能更有效避免政出多门、多头分断、办事跑断腿等不正常现象。

具有农耕文化特性的民族倾向于田园诗式的工作理念，这种理念是“自给自足”的。他们传统的沟通观念较为暧昧，习惯于不言自明、以身作则以及依靠榜样力量来进行沟通。同时，“差不多主义”或“中庸主义”的存在，使得他们在遇事时容易拖拉，出现议而不决的弊病。相反，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民族，更倾向于进行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分工协作。他们的沟通观念倾向于追求量化，相信科学，追求直白简洁，并且强调契约精神。这种市场化、法制化的理念对于稳定和提升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劳动人事学院的教授。

【参考文献】

[美]彼得·德鲁克所著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其出版地点为北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2009 年。

[美]弗雷德里克·泰勒所著，马风才进行翻译的《科学管理原理》，其出版地点为北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2014 年。

林新奇编写的《管理学：原理与实践》是在大连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时间为 2017 年。

林新奇所著的《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第二版）于 2012 年在上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